整个解放战争时期，我军俘虏了不少国民党高级将领期货股票配资炒股，如杜聿明，王耀武、宋希濂等人，他们被俘虏后，在功德林接受思想改造，写悔过书，最终于1959年获得特赦。
要说功德林战犯管理所中最抗拒改造的人，黄维算一个，为此不惜要研究所谓的“永动机”。除此之外，一国军中将也不遑多让，拒绝写悔过书，甚至直言：“毛泽东是我表哥，林彪是我同学。”
说这句话的人正是国军文强，此人身份比较特殊，一度是共产党员且身居要职。那么，文强为何脱党？他说的话是真的吗？
文强自称是文天祥的后人，1907年出生于湖南长沙县，父亲文振之早年留学日本，辛亥革命前后与孙中山，黄兴，蔡锷等国民党元老有交情。文强的姑母是文七妹，她是毛主席的母亲，按照这个辈分来说，毛主席确实算文强的表哥了。
从小文强性格要强，上学时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，在组织的介绍下报考黄埔军校，以第三名的成绩考入黄埔四期，与林彪是同学。
展开剩余78%文强参加过北伐战争，曾随朱德转战四川，1927年蒋介石发动“四一二”政变后，国军内部展开“清党”，已经暴露身份的共产党员很危险，文强就是其中之一，他被要求回到老家潜伏待命。
当时，文强的革命信念还是很坚定的，曾写下“人生逆旅何须记，柳暗花明笑里眠”等诗句，积极寻找党组织。
1928年，文强经历千辛万苦找到了时任任中共川西特委兵委书记廖宗泽，在他的帮助下，重回组织工作，担任红一师师长，川东特委书记等重要职务，管理负责23个县。
对于这一经历，文强在回忆录中自豪地表示：“那时候，毛主席负责的苏区就12个县，我负责23个县，是最大的一块根据地了。”
革命早期文强在党内和军队担任要职，如果没有后来的脱党，成就肯定非常高，成为我党高层干部也不是没有可能。
1931年6月，因叛徒的出卖，文强一度被捕，后经过党内同志的营救侥幸脱险后，不被组织信任了。当时，四川省委贯彻王明“左”倾教条主义方针，把文强列为重点怀疑对象，对其进行审查，被指“有失节行为”，收到处分。
文强喊冤，非常不服，从敌人那里死里逃生已经非常不容易了，还要被怀疑、审查，一时间难以接受，随即带着妻子愤然出走上海，计划去找周恩来主持公道。
可上海的革命形势不乐观，文强始终找不到周恩来等人，只好回到老家谋生，从此与党组织脱离了关系。
当时，文强因为是共产党员这一身份，还是国民党统计名单上的一员，加上他写文章批评湖南军阀何健，他一怒之下派特务抓捕文强，要把他法办了。
为求自保，文强只好东躲西藏，在南京再次遇到了廖宗泽。廖宗泽早已叛变，已经是军统的一员，知晓文强的处境后，力邀他加入军统，引荐给了戴笠。文强是知识分子，又是黄埔毕业的，戴笠非常看好，将他留在军统重用。
在戴笠的提携之下，全面抗战时期，文强的地位扶摇直上，在军统内担任要职，负责北方的事务。国共合作期间，周恩来派人劝文强归队，可惜被婉拒了，错过了这次机会。
1946年戴笠坠机身亡后，军统内部斗争不断，文强有了退出军统谋求正规军职的诉求。两年后，在程潜的帮助下，文强脱离军统在湖南绥靖公署任办公室中将主任。
淮海战役期间，蒋介石点将杜聿明坐镇徐州，杜与文强早年有交情，点名要他担任“剿总”前指挥部代参谋长，后来二人双双被我军俘虏了。
在功德林改造期间，文强认为自己再无机会获得自由，加上执拗的性格，拒绝认罪悔过。当其他战犯认真写悔过书，交代自己犯下的过错，文强不仅不写，还对管理人员说：
“毛泽东是我表哥， 朱德是我的上级，周恩来是我的老师和入党介绍人，刘少奇算是我同乡，林彪是我同学，这么多共产党大官和我在一起，我却成了国民党，是他们没有带好我，要写悔过书也应该他们写，我 不写。”
从1959年开始，功德林先后多次特赦战犯，文强的名字一直不在上面，理由无它，就是不认罪的态度不符合条件。实事求是说，如果文强积极悔过认罪，加上他曾是我党干部的身份与主要领导人的特殊关系，手里没有什么血债，特赦是相对容易的。
直到1975年，在毛主席的关注下，功德林全部战犯获释，文强，黄维等人终于走出了监狱。出狱后，文强既没有选择去台湾找弟弟，也没有去美国找儿子，选择留在大陆，组织安排他担任文史专员，在生活上给予一定保障。
晚年期货股票配资炒股，文强性格乐观，生活也有规律，身上没什么大病，于2001年10月病逝，终年94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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